10月15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就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中非合作论坛、东亚共同体、中美军事交流等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马朝旭的回答被外界认为沉稳又不失风趣，富有思辨力。
马朝旭，北京大学国际经济学博士，曾是亚洲大专辩论会的“全场最佳辩手”，2009年2月开始担任外交部发言人。这位“口才最好”的人，走上了中国最需要口才的岗位。
外交部发言人制度自1983年3月正式创建至今，已经走过26年。26年间，外交部先后有20多位发言人走上新闻发布台，通过他们的语言、声音、形象、风度，向全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
一个突发事件催生发言人制度
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站在中外记者面前：“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这是一次面向全世界的历史性告白。这一告白，源于一年前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这一事件催生了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建立。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斯坦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尽管这篇讲话仍不乏对中国的攻击，却传达出几个讯息，明确表明了苏联的对华态度——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建议双方进行磋商，采取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敏锐捕捉到这一讯息的中国领导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74岁的外交部老一代发言人，中国驻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前大使金桂华告诉记者，“当时，苏联入侵阿富汗已经两年有余，加上苏美争霸多年，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因此，缓解对华关系可能成为苏联对外战略调整政策之一。苏联领导人讲话所传递出的讯息，为我方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在其《外交十记》中回忆道，“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两天后，即3月26日，发布会在老外交部(今国务院新闻办所在地)主楼门厅处举行，前来参加发布会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把钱其琛围在了中央。他们站着，听钱其琛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钱其琛在这个“简短声明”中只说了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这份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声明虽短，但反响很大，国际上给予了极大关注。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场“三句话的新闻发布会”是外交部历史上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这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奏响了我国改革开放后新闻发言人制度创建的序曲。
一年后，即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频繁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一个月后，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这样，外交部率先在各部委中建立了发言人制度。
从“坐答天下”到“立唱主角”
细心人会发现，外交部发言人的答问方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从“坐答”到“站答”的悄然变化。改变10年来“坐答天下”方式的是外交部原部长助理、发言人沈国放。
1993年至1998年，沈国放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今年9月的一天，沈国放面对记者侃侃而谈：“我参加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在1994年春节过后。从1993年10月开始，我就为我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做准备，每天都翻阅、记背大量的资料。”
沈国放说，从新中国成立至1982年以前，外交部曾举行过多次记者招待会，开展新闻发布工作，只是一直没有形成制度。1982年制度创立之初，每周只举行一次记者会，仅发布消息，不回答提问。从1983年9月起，改为每月第一次记者会回答提问。从1988年起，每场记者会都回答提问。1995年至今，记者会改为每周两次，周二、周四下午各一次，除暑期和国家法定假日外，风雨无阻。1997年把现场交叉传译改为幕后同声传译。不仅如此，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还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和发布时间的限制。
沈国放认为，26年间，外交部发言人制度在不断完善中发展。但他同时认为，随着我国在各领域的高速度发展，我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持续上升，国际舆论处境仍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不十分相称。
“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声音仍然微弱。”沈国放说，“为了及时宣传和阐述我在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上的观点立场，让国内外公众及时了解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重要政策以及发生的重要事件等，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上应该更加有力地发出中国的声音，应该进一步加大新闻发布频率，比如每周记者例会起码应由召开两次改为召开3次；领导人出访，同样可以增加新闻发布次数。我曾经一天召开过3次新闻发布会，很受中外记者欢迎，尤其是在出访国达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目前，外交部每年举行80多场例行记者会，每场记者会有数十家媒体的近百名中外记者参加。2008年因为举办奥运会，全年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近百场。2009年1月至8月，共举行例行记者会53场，主动发布消息166条，受理记者电话提问2060多个。
为了方便记者提问，外交部新闻司2000年还设立了发言人移动值班电话。每天24小时包括周末和节假日，都受理记者提问和回答记者提问。此做法一出台，就受到外国媒体的好评，认为“这是中国走向更加开放透明的一个举措”。今年5月25日，朝鲜宣布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当天就接到外国记者100多个询问中方反应的电话。
外交部新闻司发布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外交部还视情举行专场记者会，迅速、主动发布消息。如2008年3月10日，我一些驻外使领馆受到‘藏独’分子冲击后，外交部发言人当晚即举行记者会予以谴责。”
“一句话要把人家讲得笑起来”
幽默，能拉近发言人与记者的距离，增强感染力，有利于展现发言人的亲和形象。而有些人认为，在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这种正式、庄严的场合，面对重大主题，发言人应该始终保持庄重、不苟言笑，幽默诙谐会显得与会场格格不入，不严肃。
“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幽默并不等于不严肃。在重大正式场合，各国领导人幽默、诙谐的表态就是一种普遍现象。”金桂华说。
金桂华举了两个例子。比如，一名记者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非常粗鲁地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官方关于柬埔寨问题的解释显然是前后矛盾的，是谁在对我们撒谎，然后再通过我们向美国人民撒谎？”基辛格停顿了一秒钟，马上就回答：“我喜欢这种提问的建设性精神。”他的回答博得全场掌声。
“在外交场合回答问题，需要灵活机智和幽默应对。”金桂华说，1979年邓小平访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设家宴款待邓小平一行。席间，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中美建交，卡特总统在美国遇到亲台湾势力的阻挡，不知道您在贵国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麻烦？”邓小平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有，台湾省就反对！”
“多么经典的回答！”金桂华说，“幽默诙谐、反应敏捷，是发言人必备的一种答问方式。”金桂华说，发言人幽默诙谐，往往能够活跃气氛，消除记者的对立情绪，产生积极的效果。比如，外交部老部长陈毅早在1965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曾经这样对记者说：“各位记者阁下，你们可要警惕啊，你们到中国来要当心被我‘洗脑筋’啊。”现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双方距离立即拉近了。
幽默其实是发言人拥有亲和力以及性格魅力的具体体现之一，而一个有魅力、有信心、有胆识、有特点、高素质的发言人，才是一名合格的发言人。沈国放在向记者强调，幽默是发言人需要坚持的重要答问手段的同时，更加强调发言人的综合素质。他说，发言人制度已经走过20多年，发言人除了要有渊博的学识、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外，还应在言行举止、风度仪表、气质形象等方面有更加良好的表现。
“尤为重要的是，发言人首先要对祖国忠诚，要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国情，要掌握外交政策。”沈国放说，一名合格的发言人应具备以下素质：一是政治素养要高；二是业务素质要精；三是反应能力要快；四是沟通能力要强。
怎样把个人的特点和政策很好地结合？沈国放认为，每个发言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我的特点就是，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愿意灵活一点，如果所有问题都按照口径回答，发布会就可能不很成功。发言人应把个人特点与政策掌握这两点结合好，灵活地回答记者问题，而不是完全照本宣科。”
外交部新闻司前司长、前发言人，中国驻荷兰、法国前大使吴建民认为，对外表态中大量存在的官话、套话，容易引起记者的反感，也有损发言人的形象。吴建民曾经说过：“做一个发言人，要做一个聪明的发言人，做一个有魅力的发言人。发言人如果有智慧，一句话就能把人家讲得笑起来，一句话就能把人家讲得跳起来，这就是讲话的艺术。发言人完全可以发挥，不能干巴巴地说教。”
沈国放对记者说：“发言人越是在紧张情况下，遇到的问题越刁钻，回答就会越精彩。”沈国放坦言，在他担任外交部发言人4年多的时间里，回答得较为满意的问题大都来自那些刁钻、尖锐的问题。
“内事”也有了发言人
不光外事工作需要发言人，“内事”也需要。
“由于各种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国政府一直只有外交部一家对外答问的窗口，所以，外交部发言人长期以来回答的问题除了外交之外，还有涉及香港、台湾，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其他问题。”一位老外交工作者对记者说，“当时，这种情况在国际上可能只有中国外交部一家。当然，随着我国国务院各部委发言人逐渐机制化，如今这一现象已经改变。”
1983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建立全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先后走上前台。198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从此，我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
近年来，我国政府发言人制度不断发展，国台办、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商务部、国防部等部委及各级地方政府都建立了发言人制度，就主管领域的问题发布信息。据了解，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已经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数千人的队伍。
有人说：“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有不少学者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变化与发展给予高度评价：“新闻发言人制度从中央到地方，从对外到对内，权力机关从过去的‘不说话’到主动‘说话’，这一转变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还没有定型的发言人制度。到今天，中国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发言人制度。从过去发言人‘空名空衔’到今天的‘实名实衔’；从发布会上发言人只发布不答问，到今天既发布又答记者问；从过去偶尔发布，到现在定期、频繁地发布，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金桂华说。（本报记者 戴长澜）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彭泉波 |
